他的感觉只是他的感觉，他的感觉显然有问题，他不停地告诫自己。为了纠正自己思想认识上的偏差，他深入到深山老林里进行细致地调查研究，在调查中他惊讶地发现：尽管中国经历了几千年的封建专制，但在这块多灾多难的土地的最下层，在一些赤贫的村子里依然顽强地保存着各式各样原始民主的种子，保留着一种原始的会议制度。这种会议没有固定的名称，通常情况下甚至根本就没有名称。表面看去若有若无，实际上这种会议却是根深蒂固，源远流长，而且越是贫穷的村子这种制度越是牢固。
羌寨是这类赤贫村落的代表。羌寨只有一百多人，都居住在菩萨山菩萨并拢的大腿上。他们以户为单位，辛勤耕作着属于自己的三、五亩零零散散的农田，过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每户生产出的物品仅够维持他们最基本的生活需要，他们需要面对的却是无比严酷的自然环境。严酷的自然环境迫使户与户之间形成了友爱互助的习惯，他们知道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人都无法单独活下去，于是他们创造出一套被叫作“苏布士”的制度，这种“苏布士”制度保证了他们的生存需要。
“苏布士”由“许”为核心，“许”的名额没有严格规定，谷物成熟三次改选一次，最高一级的“许”被称为“阿爸许”。“阿爸许”没有丝毫凌驾于寨民之上的权力，也没有丝毫报酬，有的只是义务和荣誉。凡是到了五十岁而没有当上“许”或者中途被选掉对他们来说是一种耻辱，而被选上的人就感到无上的荣光，因为它证明了你是一个可信赖的人。
卢松石舍不得去人为地强制地破坏这种自发形成的民主制度，这种制度符合他的思想。这种民主制度既然能在封建社会被遗忘的角落保留至今，并且帮助这些村民们度过了最艰苦的时代，它就有继续保留下去的价值。
基于这样的想法，卢松石有意识地不去触动羌寨的自然社会结构。那一次，他做到了。随后又在农村合作化运动中试图保护他们的生存方式，这一次，他没能做到，不但没能做到，还把他自己送进了监狱。出狱以后，他被押送到了菩萨山，变成了羌寨里的一员。
山里风大，厚重的乌云借着风势，一团一团扭结着翻滚着，雪花漫天飘舞，一切都变得灰蒙蒙的。卢松石觉得心里闷热得像搁了一盆炭火，他解开腰带敞开怀，让凛冽的寒风吹散突如其来涨满胸中的郁闷。土布棉袍里面是一件破旧的解放军军装，军装被风吹得紧紧地贴在他胸膛上。他古铜色的脸庞十分消瘦，消瘦的几乎只剩下了骨头，关若云从他脸上找不到一丝一毫少年时的痕迹。对面的钵盂峰被笼罩在大雪里，朦朦胧胧的只露出峰顶上那块巨大的钵盂石。
关若云使劲裹了裹身上的棉衣，叹了口气说：“这世上的人大概都是这般稀里糊涂过来的，稀里糊涂地来了，稀里糊涂地走了。我二十多年前稀里糊涂地从这里走出去，现在又稀里糊涂地走回来了，只不过那时候是一大群人热热闹闹地住在自己盖的土房子里，现在是和儿子孤零零地住在这个石板房里。转来转去的，几十年就过去了，家没了，亲人也没了，我都不知道活着还有什么意思。”说着幽怨地看了看泥皮剥落的墙壁上露出来的那几块参差不平的石头。
卢松石从灰朦朦的钵盂峰上收回目光，怜悯地看着关若云，说：“再难，也得活下去，活下去就有意思。至少现在不会再有人批斗你了，在这里没有人会计较你的出身，在这里你和大家是平等的。你不会感到任何精神压力，你可以尽情地呼吸清新的空气。莫巴赫牧师送我回国的时候对我说：‘我的孩子，请你永远记住，上帝赐给每一个人拥有自由意志的权力。’至少在这里你是自由的。”卢松石沉吟了一下，补充说，“当然，羌民们享受的自由仅限于思想和部分个人行为的选择方面，自由在这里受制于严酷的大自然。这是一个很大的矛盾，但这里毕竟存在着自由，有总比没有好。”（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