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关系到自己学校的存亡之际，我陡增了如同改朝换代的危机感，于是我更加努力地工作着。
不管学校给了我怎样的班级，我都全力以赴地投入进去。每天都想着怎样才能使某一个学生有所转变，说的每一句话会给他带来什么影响，希望看见班级日新月异。
我的喜怒哀乐完全和班级的学生维系在一起。每天三点一线，早上七点到校，晚上七点到家。在学校和老师之间也没有什么交流，每天回家后已经很晚了，要备课，要电话家访，所以和家人也没有交流。
每当学校有活动，班主任们坐在一起时，都会互相劝慰：放松一下，不要总想着班上的事情；互相告诫，今天不许提学生。所以我也经常对自己说不要想班上的事，不要想，不要想！可是所有的班主任没有一个人做得到。我也不例外。
学校的生源越来越差，我接连数届留在初三，接任的经常是一些失去了正常教学秩序的班级。
我的内心常年焦虑着，因为我深知：每一个学生，都希望我走近他们。但是总有我顾及不到的学生，总有简单粗暴的时候，总有力不从心的感觉，所以我时常感到对不起他们。我愧疚着，觉得自己对学生的教育方法不够科学，有时缺乏耐心。我更加知道对自己的孩子付出太少。时光的沉淀积压下来的忧虑，逐渐弥散于我的全身心。
从那时开始，医生说我的心脏有了临床价值；也就是从那时候开始，眩晕现象经常伴随着我；从那时候开始，耳鸣忠实地伴随着我。只要世界安静下来，不休的蝉鸣就将我带入永久的夏季。在我的眼前展现的永远都是同一幅画面：市委大院中，我家的老宅—37号楼窗前的那一片郁郁葱葱。瞳孔聚胶之处，趴在那里的是眼睛精巧发光，脊背黝黑闪亮，翅膀轻盈透明，屁股肥肥的知了。它在我耳边永无休止地“知了——知了——”地鸣叫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