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因为过度悲伤，我感觉有点心悸，有两次忽然天旋地转，慌忙扑到窗口用力推开玻璃窗，深深吸几口外面的新鲜空气，好一会才缓过来。
女儿很担心我，等事情处理完我确实应该换个环境生活，不然，恐怕迟早要倒下来。
前二天，因为对先生的突然离去心存疑虑，我仔细核对了他在网上**的“单氏中药”。
我用放大镜在“养肝止痛胶囊”的小瓶包装标签上仔细查看，其间有一行不易发现的小字映入我的眼帘“禁忌：月经期及有出血倾向者禁用”，顿时感觉身体内的血刹那凝固了。天哪！先生的大便之前已有过隐血，而且告知了对方，但对方却仍然让他服用此药。
我打开先生的手机，重新看一遍先生与对方的全部对话内容。
“王医生，我昨天晚上也开始吃平肝，养肝止痛胶囊了，安你的说法吃。但昨天一晚上火发热，心悸，失眠了。看了你的说明，是好事。问，这种状况是短暂的还是长伴服药 ，有什么方法可以减除吗？谢谢！”……
我捧着先生的手机痛哭失声，因为我之前的反对，他啥都不告诉我，一个人默默地煎熬着，傻傻地言听计从。
先生盼望着转氨酶指标早日降下来，顺利手术缩小肿瘤，然后去“孟超肿瘤医院进行“免疫细胞疗法””。
可悲的是，因为他的固执，手术复查后，一个多月在外流浪，因此没有得到及时有序的治疗。
先生急得乱了方寸，偏偏又吃了网上**的“单氏中药”，这是催命的药啊！
悲痛之余，我将此事告诉了关心我的报社同行好友，朋友怒不可遏，联系了新民晚报负责投诉版的记者，表示要跟踪报道此起事件。
擦干眼泪，痛定思痛，我决定先按照自己的思路行事。
我拨通了上海市民热线，接听的是位先生，随着我的叙述，对方的键盘声急促有力，最后当听说是吉林长春的私人医院时，对方停顿了一下，遗憾的告诉我，那里不是上海管辖的范围，但他很快给了我吉林长春的市长热线号码。
我很幸运，长春卫健委的高先生很快联系了我，并问我是选择内部调解还是走司法程序。考虑到疫情时期二地来回不便，我选择了先调解。
对方的院长亲自来电，强调了很多客观理由，只同意退药，并报出了自己很多头衔。
我告诉他，我退休前的工作就是在报社专业写软文广告，我很清楚私人老板的营销策略。他听出来我是个有文化的人，尤其是当我提出其中一种药对我先生的病有害时，他推脱要开会而结束了通话。
晚上，负责推荐药物给我先生的工作人员(先生称他为李医生)打我手机，自然是一番沉痛的表示哀悼，然后转入正题。
“老大姐，都是我的错，你的损失由我个人来承担……”我心里很清楚，他只不过是医院的“马前卒”。
我问他 ，你有医生资质吗?他支支吾吾“资质是有的，但药是我们院长配的……”
直觉告诉我，他只是营销负责的主管。他向我诉苦，说因为工作失误，院长要解雇他。让我同情他，别让他丢了“饭碗”。
我问他， 因为你们的失误，让我先生提早结束了生命。我同情你，谁来同情我?
从他的叙述中我得知，有关部门已到医院展开调查，第一批资料上交审核，接着要送第二批……
这位在网上自称医生的人，他将责任全部揽在了自己身上 。但在网上指导我先生服药方法的是另外一个人，他(她)们对外都自诩自己是医生 ，令不明就里的病人信以为真，我先生自然是其中的一个……
我经常流着泪想，如果手术后一个月复查时听从主任的建议住院改善肝功能，会是这个结局吗?而先生偏偏回绝了主任的好意，执意要看中医调理。
而中医专家认为还是用西药输液效果来得快，结果是“驼背跌在地上，两头不着地”。
如果中山医院消化科住院通知赶在五天的输液药用完前到达，会是这个结局吗?
如果瑞金医院感染科的个别医生体贴入微一点，而不是用先生的病情刺激他，会是这个结局吗?如果出院前一天不是邻床病人肝昏迷直接在病房抢救，令我先生和另一位年轻患者一夜未眠 ，会是这个结局吗?……
所有发生的一切，似乎顺理成章，又有谁会在乎一个已经是晚期的癌症病人?
进院前先生还能轻松自如的自己驾车出入，仅仅一个星期左右，出院后，先生的体重极速下降，吃不下，睡不好，连走路都费力了。为了后面等着的手术方案，他相信了“单氏中药”可以改善肝功能的承诺，不听我的劝阻，冒着风险吃下了所谓的“神药”……
我与先生曾经的病友谈及此事，显得忧心忡忡。癌症病人需要的不仅仅是手术和药，精神安慰与细腻的服务同样是他们所需要的。
如果每一位医务工作者有一颗仁慈的心，将癌症病人当成自己的亲人去关心，那将会是诸多癌症病人的福分了……